三、神妙的人文金名片具有永恒的普世價值

      天臺在臺州立縣最早，儒學積淀深厚。早在漢朝高察隱居北山，建讀書堂。南朝初顧歡開設臺州最早學館于楢溪之畔（今歡岙），聚徒施教，弘揚儒學，每期常近百人。他寫的《夷夏論》崇仙辟佛，引發了全國上自朝廷下及釋道的大討論，對于促進道教義理化和三教融合，起到了促進作用，是臺州文化教育的啟蒙者。至梁有昭明太子著書于開巖，唐有李白隱讀于華頂，宋有陸游采藥于桐柏。尤其是理學大師朱熹三至天臺，從釋、道二教中汲取營養，豐富了理學內容；同時拜訪碩儒徐大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廣收潘時舉等為徒，敷揚文教，引發了辦學熱和科考熱。天臺一時書院林立，弦誦不絕，仕進頻繁，理學勃興，贏得了“小鄒魯”的美稱。當今這座東漢古邑又成為浙江省歷史文化名城。

      鐘靈毓秀，天臺人才輩出。據統計，臺州府志共立傳5221人，其中天臺1041人，居第一，外加一大批寓賢。他們既是天臺勝境的欣賞者，又是天臺勝境的宣傳者和開發者，更是天臺山文化的創造者。東晉白云先生點撥王羲之書法。唐代詩人寒山子隱居寒石山70余年，聲名及于大洋彼岸；項容為水墨山水畫派創立者之一。宋代陳景沂（吳詠）寫有世界第一部植物學辭典《全芳備祖》；禪僧濟公，戲佞濟貧，詩文廣為人們傳誦，民間尊為“活佛”；趙汝適《諸藩志》是中國第一部海外交通風物志；賈似道《促織經》是世界第一部有關蟋蟀的昆蟲學專著；劉志方是浙派音樂的開創人物。明初學者徐一夔，以布衣任杭州府學教授，文名滿江南；魯穆人稱“魯鐵面”、“霹靂手”；范理有“江南清官第一”之譽；龐泮直聲動天下，所著《石壁諫垣稿》是一部有關勤政廉政的力作；釋傳燈《天臺山方外志》及《幽溪別志》既記載山形地貌，又敘述釋道教派及典祀，地域上旁及剡越諸山，屬于成熟的山志之作；紫凝道人宗衡的《易筋經》是中華武術氣功的第一部專著。清代反對文字獄的奇士齊周華的《名山藏副本》，為劫余碩果僅存之作，奠定了他在紀游文學史上巨匠的地位；齊召南精于史地之學，所撰《水道提綱》是繼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后又一部水系巨著，彌補了魏著疏于東南和邊陲的不足。他們的著述，從各個角度反映了天臺山文化所擁有的學術價值及其在華夏文化中的地位。

      所有這些，不能不吸引愈來愈多的學者、文人和官員來山尋幽訪勝。早在東晉，王羲之、支遁、許邁等結伴游山，帶動三教人士漫游臺岳。南朝劉宋時，永嘉太守謝靈運率領五百多人開山鑿道，溝通了臺越旅游線，堪稱赴天臺山第一個大型旅行團。從唐代開始，天臺歷史上出現過三次規模相當大的旅游熱潮。一是唐代李白、孟浩然、劉禹錫、陸羽等三四百位騷人墨客載酒揚帆，擊節高歌，走出了一條游山采風的“唐詩之路”。二是唐宋兩代，韓、日僧人和朝野掀起的一股經久不衰的對天臺山的“朝拜熱”，成為當時“國際宗教之旅”的一大熱點。三是明代萬歷以后至清代前期，伴隨著經濟發展、水陸交通的改善和崇尚實學、追求自由的思潮的興起，一股以文士官員為主的旅游熱再度在天臺山出現。入山游覽的有地理學家、旅行家王士性和湯顯祖、黃宗羲、王思任、陳子龍、石濤、潘耒等一大批名人。他們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多才多藝，又有較強的經濟實力，故其旅游活動表現出鮮明的“旅游化”傾向。其中徐霞客的臺岳之旅，更是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